离岸人民币跌破6.7，货币政策“下一站”在哪里

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贬值。 5月6日，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度跌破6.73，当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贬值500多点。当天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与美元指数快速走强不无关系。美元指数自 2002 年 12 月以来首次突破 104。

人民币有贬值压力

但幅度是可控的

受出口压力、中美利差缩小甚至倒挂等内外因素影响，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仍将面临进一步贬值的压力。但随着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强，目前外汇市场情绪相对稳定货币汇率，多数机构认为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的概率较低。

瑞银亚洲经济研究总监兼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王涛认为，鉴于过去15个月人民币兑CFETS货币篮子大幅升值，加上基本面因素减弱，人民币汇率有望进一步贬值但是，在其他汇率不变的情况下，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至6.9的水平只会使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回到100.4的平均水平。 2021.

截至4月29日，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为103.24，较年初小幅上涨0.75%。反映尽管近期人民币对美元贬值，但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保持稳定。

“预计人民币兑美元在未来几个月将进一步走弱，到年底达到6.9。由于近期美元走强以及中国出口和经济走弱，人民币兑美元可能在年中突破7关口。 ，不过年底应该会回到7点以内。”王涛说。

东北证券研报认为，人民币贬值空间可能有限。一是继美国二季度密集加息缩表后，美元指数有望逐步走弱；二是随着国内稳增长政策的实施，预计二季度经济将逐步好转，下半年经济增速将有所提升。预计小幅回升；此外，如果人民币汇率继续快速大幅贬值，央行可能会继续出台相关政策干预。

在多个目标下

货币政策“下一站”

鉴于两年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跌至最低7.1，目前人民币汇率水平还是比较稳定的。不过，也有观点呼吁，下一步支持汇率要着力施展“真招”，尽快稳增长。货币政策要加快规划增量政策工具，促进有效信贷需求企稳回升。

王涛预计中国人民银行将在汇率和其他政策目标之间取得平衡。虽然人民币走弱与经济基本面变化和当前货币政策方向基本一致，但相信央行不会将人民币贬值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。央行会避免市场对人民币的持续单边走势预期货币汇率，因为这会导致金融市场剧烈波动。

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、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告诉记者，制造业PMI连续两个月处于荣枯线以下，显示当前实体经济收缩进一步加快。从近期的金融数据和实际调查来看，中国企业和居民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等问题有加剧的趋势。要高度重视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等问题，采取切实措施提振市场主体信心。从货币政策看，要更加积极主动，主动出力，加大跨周期逆周期调节力度，继续适时落实降准降息，更好发挥作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，把稳定增长放在更高的优先位置。显眼的位置。

在货币政策总量方面，董锡淼认为，要继续引导市场利率继续下行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，激发市场主体有效需求。虽然当前实体经济贷款利率处于低位，但市场主体获得感不强，信贷宽松效果有待提升。

“比如，引导5年以上期限LPR降准，不仅可以降低个人住房贷款的还款成本，进而拉动消费需求；还可以降低企业中长期贷款的还款成本，刺激企业中长期贷款的需求。”董希淼表示，下一步要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、降低政策利率、及时降低银行负债成本等方式，同步推低1年期和5年以上LPR。

但鉴于欧美通胀“高烧”，我国也面临一定的输入性通胀压力。在稳定物价的货币政策目标约束下，货币政策总量的进一步宽松面临制约。这也是为什么近期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“出镜率”高的重要原因。

据统计，4月以来，有关部门陆续宣布推出各类再贷款工具，总规模超过4400亿元。其中科技创新再贷款2000亿元，普惠养老再贷款400亿元，交通物流仓储再贷款1000亿元，新增专项1000亿元。再贷款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。此外，央行近期还透露，将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和民航专项再贷款。 2022年3月末，全国再贷款再贴现余额达到2.47万亿元，同比增加5263亿元。

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确认为，疫情下经济承压，货币政策总体上应保持宽松导向。在稳增长、稳就业、稳物价的目标下，货币政策存在全面宽松的空间。但由于传统货币政策空间随着前期大量政策的实施而收窄，海外紧缩周期对我国央行政策的实施形成制约。未来，在促进消费、稳定房地产、支持“三农”小微企业、科技企业等方面，将优先选择更多结构性工具。保障粮食能源生产供应和物流将是后续政策的重点。

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，疫情带来的经济停摆对市场的影响主要是现金流的影响，社会消费和投资意愿趋于减弱。不过，现在大量的金融政策主要是支持企业加杠杆，但由于市场主体受疫情防控影响没有现金流，加杠杆意愿不高。面对疫情防控，不能指望货币政策包罗万象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联动，宏观政策与包括公共卫生政策在内的其他政策的协调联动，应该加强。由于疫情的影响是不对称的，货币政策除了在总量层面上的控制外，还应着重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。